背影丨李昕：父亲李相崇，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编余闲笔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昕，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至今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

原题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我的父亲李相崇

作者：李昕

父亲李相崇

几个热心的清华大学教授子弟，编写了一套书，题为《清华名师风采录》，第一辑出版了，又要出第二辑。因为我是做编辑的，他们把书稿目录寄给我看，希望我提一点建议。我注意到，他们列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名师里面，有钱锺书、曹靖华、吴达元，也包括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总共16人，个个都是＂老清华＂，而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清华的却一位都没有，自然，名单中也没有我父亲李相崇。我对这套书的主编说，你们提到的外文系名师，有的在清华任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有的只呆过两三年，但我父亲，从1946年进入清华，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外文系任教，他是院系调整后第一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是80年代清华恢复外语系时的第一任系主任，直到2004年他90岁时，还在担任《大学英语》和《英语教学与研究》两个杂志的主编。他还不够清华名师资格吗？

那主编听了我的话，连说这是疏忽。正好，他在为第二辑约稿，希望我马上写一篇收进来。我婉言谢绝了。我说，如果写，我也不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写。我另外有话要说。我会像周启博写他父亲周一良那样写我父亲，我要帮助他反思自己的一生。

事后，我想，这本《清华名师风采录》没有收录我父亲，可能也没有错。他的名气确实不像已经收录的16人那样大。但是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他把一辈子奉献给了清华。这真是个悖论呢。

1912年8月6日，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馆”的青岛亨利王子大酒店，一场盛大的婚礼在此举行。新郎李涛，新娘周沅君，他们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参加婚礼的来宾，多是辛亥后云集青岛的满清时期的达官贵人，规格极高，场面热闹。并非我的祖父祖母有多么出众，而是因为他们的联姻的背景引人注目。我祖父李涛，是前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胞弟；而我祖母，是前清两广总督周馥的孙女。提督的弟弟迎娶总督的孙女，捧场的人自然不会少。

婚礼过后，李准携家眷返回香港。后来又迁居广州、天津等地。祖父祖母始终随行。我曾祖父去世得早，而李准又年长我祖父23岁，是为“长兄大过父”，祖父不仅跟着这位大哥长大，而且一直到1936年李准去世，他的家始终依附着大哥的大家庭。祖父自己没有很大的出息，后来在天津市政府做小秘书，靠一手漂亮的书法，给政府官员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收入微薄。他自己的小家，总要依靠李准的钱。

李准这个前清旧官僚，一辈子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李准任职广东水师提督期间，英国侵略者多次窜入南海非法测量，掠夺海洋资源。清庭提出抗议，英政府仗着“坚船利炮”而置若罔闻。宣统元年（1909年），李准率官兵170余人，乘二舰前往西沙查勘，探明岛屿15座，逐一命名，升旗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同年，在巡海时发现有日本商人在东沙群岛私自开采，遂提请清政府对日交涉，终将日人驱逐。

其次是作为前清官员，李准曾率部镇压1902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特别是参与镇压了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

第三是辛亥革命时，他于1911年11月初宣布反正起义，还派员说服在惠州据城顽抗、与陈炯明等民军激战的清廷陆路提督秦炳直开城投降。此后胡汉民赴广州，就任都督，从而广东全省得以兵不血刃而宣告独立。胡汉民曾在一份文告中公开宣布：“粤东省城九月(指旧历)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李直绳就是李准。

李准就是这样一个功过相兼的人。辛亥以后，为了避免革命党与他的旧时积怨惹祸上身，袁世凯请他出来继续做官，被他婉拒；后来溥仪建满洲国也有意请他出任伪职，他亦坚辞不受，守住大节无亏。整个晚年，他超脱于各种政治势力和权力之外，明哲保身，变成了一个文人，整天写戏看戏，演练书法，著书立说。

李准像

我父亲李相崇出生于1914年12月7日，他和我祖父一样，也是跟着李准长大的。从出生一直到读大学前夕，都是李准供养。这种情况，致使解放以后，各种政审的表格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时，父亲犯起难来。因为我祖母是周家大小姐，周家人经商，给了她3万块钱股票，她也便是有产者。所以父亲填表时若是随祖父填，那就是＂职员＂；随祖母填，那就是“资产阶级”；随实际抚养他的李准填，那就该填“旧官僚”。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这三种出身，在不同的表上都填写过。

父亲到了上学年龄时，李准的家已经搬到了天津。李准利用自己手里的积蓄，在今天天津和平区某处买了一块地，在那里盖了8座欧式二层别墅型洋楼，称为泰华里1-8号。其中1-3号，李家自用，4-5号，租给了我祖母的三哥周叔弢先生（此人后来是著名工商实业家，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天津市副市长），6-8号外租。后来我听说，著名书法大师郑诵先（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之父）曾租住过8号。

天津泰华里1号

因为和周家住在一起，父亲和周家的几个与他年龄相当的表兄弟周一良、周珏良等一起长大。父亲和周家兄弟都没有进过小学，而是由家庭教师在家授业。周家殷实，且重视教育，所以不惜重金，聘请的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周一良晚年回忆起来，唯一的遗憾只说他的家教没有教会他做旧体诗，致使他不会“用诗骂人”，但是四书五经，他是早早就熟读的。而我父亲的家庭教师就没那么有学问了。毕竟时过境迁，李准此时家业破落，千金几乎散尽，不能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把能诗能文的前清秀才、后来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聘到家里，给他自己的儿子李相枚和我祖父二人做家教了。所以父亲童年时代，没有得到像周一良他们那样的国学基础训练。以至于几十年后他成了外国文学翻译家，却坚持翻译文艺理论，不大敢涉足文学创作。他一辈子没有翻译过诗和小说。他总是说，自己的中文底子不行。虽然，在我看来，他们这一代人的中文修养，比起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要高一些的。

父亲是从中学阶段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的。他起先进过两所教会中学，从初三起转到南开中学，他的南开同学中，著名的有韦君宜（那时名叫魏蓁一）和何炳棣。但是他家教时期的基础不好，可能也还不懂得用功，成绩是无法与韦、何相比的。上高中一年时，居然还留级。李准在这一年的《自编年谱》中记录：“相崇侄以不及格留级一年班，”在慨叹了其他几个子侄读书也不努力之后，他说：“是期总共交学费三百余元。余力竭矣！倘再不好好读书，何以对吾乎？”

和周一良、周珏良从小跟着专门的外教学外语不同，父亲儿时在家里只读过一本很简单的英语课本。教会学校的初中，大多以英语授课，他听不大懂，学得一塌糊涂，所以频频转学。到南开后，高中一年下学期，英语考试还是不及格。考试等级分为A、B、C、D四级，D级就是不及格，但是老师居然给他判了一个E！一次在课堂上老师提问，点到他回答，他张口结舌，被老师用英语骂道：“A Piece of Wood!”（一块木头）这句话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从此发奋。在一个暑假里，他几乎拿出全部的时间，精读了几本不太难的英文小说，总共有1000多个页码，结果发现，精读不仅可以提高理解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写作能力乃至听力。再回到学校时，他发现原来他听不懂的英语讲授课程，例如《西洋历史》之类，现在都听懂了。从这以后，他从一个差生摇身一变成了优等生，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1933年他被保送进了南开大学英语系，此后几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第一。他的老师，英语系主任柳无忌和教授赵绍熊都非常赏识他。上大学那年，李准的《自编年谱》里记载，“川中仍不来一钱，穷困达于极点”。但是父亲从此年年拥有奖学金，不需要再花李准的钱。在大学期间，父亲认识了同班的漂亮女生刘佩锦。她的功课不好，父亲常常帮助她补课。很快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七七”事变以后，南开大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举校南迁，和清华、北大一起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时父亲尚有一年学业没有读完，为了免于跟随学校搬迁的一路折腾，1938年，他和刘佩锦一起，到上海沪江大学借读。沪江大学在上海的法租界，那时的租界是“孤岛”，日本人尚未进入。他们利用孤岛的安宁，在一年里完成了大学学业。

大学毕业时，西南联大已经辗转在昆明落位。父亲写信给他的南开老师柳无忌先生，表示希望到联大去任教。柳无忌回信说，联大的外语系被清华的陈福田把持，排挤外来户，咱们南开人在这里受气，你不必来了。父亲只好另想办法。为找工作，他曾到香港呆过一年，也无功而返。

1941年，他和我母亲刘佩锦在天津结婚。一年以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那就是我的大姐李维琪。

父母的结婚照

为了工作，他们带着女儿来到北京，父亲在一间银行里面当柜员，一干就是好几年。整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打算盘、记账。所以他的手指拨算盘，永远技法娴熟。文化大革命时清华大学开门办学，派他到工厂劳动，有一天工厂里忽然需要做一点计算。工人拿来算盘，他上来噼啪几下搞定，把大家看愣了。人家觉得这个老教授怎么会有这个绝活，其实他是正经的专业出身呢。

银行的工作很轻松，父亲就动了抓紧时间学习的念头。虽然没有担任外语方面的专业工作，但是这几年恰恰是他在外语方面功夫下得最深的几年。上班时一有空就看，晚上熬夜学，居然是几门外语一起学。原本英语是自己的专业，法语学过一些有基础，他利用这段时间先攻法语，再学日语和德语。他自己研究了一套速成的学习方法，居然可以在一两年里搞定一门外语，达到读书基本无障碍的程度。后来，一直到1960年，他始终在坚持学习新的外语语种。又陆续学了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捷克语，一共九门。国内的外语学者，很少有他这么“博”的。

八十年代，有个叫王同亿的，号称自己用背字典加阅读训练的方法，掌握了十门外语，一时报上广为宣传，人称“王十国”。父亲知道此事后，淡淡一笑，说这有什么可宣传的？不过是为了多卖几本他编写的辞典而已。父亲从来不对外人讲他是“李九国”或者“李八国”，但外语界很多人对此是了解的。在一次会议上，他见到著名的英语专家许国璋。许先生和他握手时说，“跟你比起来，我们这些人只能叫做英语教授，你才是外语教授。”

他开始学习俄语稍晚，那是1943年4月的事，当时苏联刚刚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他崇拜和尊敬苏联，希望更多地了解苏联，于是开始学习俄语。他学得很快，只一年，已经可以看书。但是比起其他语种，他后来在俄语上功夫下得最深，坚持时间最久。当时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因为苏联是共产党国家，所以日本人禁止中国人学习俄文。但是父亲已经懂了日文，他就到书店里买来日俄对照的书来读。若有人查问，这样当可掩人耳目。可是这样一来，他把两门外语同时学好了。他又找到一个白俄老头儿，这种人是俄国革命时为了逃避苏共来中国避难的。与白俄接触，日本人没有什么戒心，所以父亲便与那白俄交换学习，他教对方中文，对方教他俄语，并练习对话。这样学习，几年以后，他认为自己的俄文的听说读写的全面能力比他在大学当作专业来学的英文还好。后来他到清华任教后，原本是教英语，但曹靖华来了开俄语课，没有人当助教，他就主动去帮忙改俄文作业，有时曹先生不在，他也给代课。曹靖华对他极其欣赏，一再说他“绝顶聪明”。五十年代以后，父亲搞了大量翻译，是当时知名的翻译家，但是他译的书，基本都是俄文书，却很少有英文书。

日本占领时期，父亲的家庭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父亲一人在外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活三口之家。他不敢让母亲出去找事做，甚至不敢让母亲上街，因为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在街上殴打和抓捕中国人，野蛮粗暴。他害怕母亲出门受欺负。有一次，母亲路过一个水果摊，忍不住买了一斤京白梨。那在当时也是很便宜的水果，而且只有寥寥几只。拿回家后，父亲大发脾气，对母亲说，你吃了白梨，咱们拿什么钱吃饭？母亲委屈得呜呜哭。这件事，在母亲心头留下阴影。到了解放以后，1954年，母亲执意要出来工作。那时我二姐李维文刚刚6岁，我还不到两岁，父亲觉得家里离不了人，便不同意。父亲那时收入已经很高，就对母亲说，我养得起你呀。母亲说，你有钱可以雇人看孩子，但我一定要出去工作。没有白天的工作，就去教夜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去当临时工，态度非常决绝。后来母亲对我说，那一斤白梨一直是她一个心结。女人要在家庭中有地位，一定要经济独立。

父亲是从1938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那一年，他认识了南开大学外语系比他高一班的同学吴炎。吴炎是旅居日本的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哥哥，他当时还不是地下党员，但思想倾向革命，追求正义和进步，常常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父亲读。后来，吴炎投身革命，抗战时期，曾经打入伪军内部劝降，成功劝说河南一部伪军放下武器，投靠国军；解放战争刚开始，他与另一位中共党员深入河北省国军高树勋部，又成功策反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投奔中共。此事获得中共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从1938年起，吴炎与父亲的联系从未间断，他们成了终身的密友。

英文版《资本论》

在吴炎影响下，父亲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用读过英文版的《资本论》和《马克思传》等，开始懂得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想上深受影响，倾向于社会主义。学习俄文以后，他用俄文读了列宁的许多著作，还读了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革命文学作品，内心里越来越向往革命。但他懂得理论，却并未急于付诸实施，对此吴炎曾批评他＂缺少激情＂。这种性格原因，使他最终没有和吴炎一样投身革命队伍，奔向解放区。

抗战胜利的时候，他的打算是去苏联留学。他的朋友，很多人选择到美国、英国去镀金，但他没有这种兴趣。他要学习革命文学。他的白俄老师与北京苏联领事馆的领事齐赫文相熟，便介绍他认识。但齐赫文说，现在战争刚结束，苏联国内多年来因为战争影响了很多人的学业，现在他们纷纷要求复学，大学里人满为患，肯定不能腾出有限的名额招收外国人。父亲又问，自己可否到领事馆来工作？齐赫文说，苏联的北京领事馆还不是正式机构，不能招人。但他说，父亲可以在领事馆给苏联官员教中文。他自己算一个，他又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郭督可夫，另一个叫季托夫。这样父亲就有了三个学生。

他工作的小银行解散了，他还是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且，他想搞专业。要托人介绍，他自己没有门路，只能求我母亲的家人。当时，国、共、美三方为和平谈判，在北京成立军调部，那里需要大量翻译。我母亲的姑夫韩文信，是中央医院的著名牙医，蒋介石和周恩来都请他看过牙，特别是，他的夫人，也就是我母亲的姑姑，在天津读书时是邓颖超的同学，所以韩文信也和周恩来成了朋友。不久前，韩文信曾把自己的一个侄女介绍给军调部中共方面当打字员，父亲若想给中共当翻译，也是可以走这条路的。另一条线索，则是我母亲的伯父刘瑞恒。此人早年是中国第一个哈佛医学博士、协和医院的首任华人院长。当年孙中山患肝癌，手术的主刀医生就是他。他后来做了国民党高官，长期担任中央卫生署署长。若请他从中介绍，那么到军调部国民党方或美方，应该都无问题。但父亲不喜欢国民党，首先把它排除了。至于中共方面，父亲担心一旦加入，谈判过后全家都要跟随中共调动，而孩子太小，怕经不起折腾。最后他选择了给美方担任翻译。

虽有人介绍，也要考试，他在应聘者中考第一，而且考官告诉他，历次应聘的人，从没有考得这么好的。他心里觉得好笑，这几年他忙着学习多门外语，而英语却已四五年不碰了。美方翻译的要求，也不过如此。业务上无问题，他在翻译组很受信任。但是为美国人干事，他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他是同情中共的，看到美国人在准备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他极为不满，和同组的一个亲美派谈起自己的观点，发生争执，当那人说出＂还是要由国民党代表中国时＂，激愤之下，他甚至动起手来，伸出双手掐住对方的脖子，直到对方告饶。事后查觉自已失态，便不敢在军调部议论时政。他攒下很多话，去和苏联领事馆的官员说，他认为苏共自然会支持中共的。但是他不知郭督可夫是个克格勃，见他表露亲苏亲共思想，便打起他的主意。一次，他要父亲写一份军调部美方人员的思想情况报告，父亲照办了；接着他向父亲摊牌，说他将来会给父亲布置工作，可以按月付钱，当场交代两人的接头暗号。此事遭到父亲的力拒，令郭督可夫十分不解。他不知道，父亲心里有个底线，哪怕你是苏联共产党，让我出卖中国的利益也不行，绝不能给外国人做间谍。

在这个时期，经吴炎介绍，他加入了民盟，可以算是北京市民盟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清楚记得，他参加过三次民盟北京市支委会，在会上认识了当时的北京民盟主委吴晗。但他确实没有参与过民盟领导工作，他是新人，地位不够，资历也浅，是够不上当领导的条件的。但为什么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参加支委会，他也无法解释。以至于后来吴晗怀疑他是特务时，对他参加过三次支委会也一概否认，好像他是有意伪造历史似的，弄得他很委屈。这是后话。

在军调部工作6个月后，父亲的表弟、在天津与他一起长大的周珏良来找他。周珏良说，他现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抗战胜利，清华大学从云南回京复校，缺少师资，问父亲这里有没有合适的人材？父亲说，那还不是现成的？我去吧。周珏良说，清华的工资，可能比军调部低一半呢。父亲表示不在乎，他不想再给美国人办事了。他听说，清华就是一个＂小解放区＂，意思是那里有一种比较亲共的氛围，这正符合父亲的理想。于是当场就表态。两三天后，周珏良又来了一趟，带来了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签发的聘书。连面试都没有，就决定录用了，说明他这个军调部美方译员的身份，清华还是看高一线的。

1946年10月，父亲携家眷搬入清华。陈福田让他教大一英语，同时还帮助曹靖华改俄语的学生作业，他的英文、俄文专长都用上了，自己感觉如鱼得水。

民盟方面，他向吴晗报到。吴晗把他介绍给清华的民盟盟员。对大家说，父亲是“老盟员，新同事”。他发现当时的清华民盟盟员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包括吴晗、潘光旦、费孝通、季镇淮、王瑶、吴征镒等。大家经常集中在吴晗家里开会。

清华学堂

民盟也有左中右。吴晗是左派。父亲当时追求进步，看过很多马列的书，懂得不少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也比较激进。在民盟开会时，父亲发言通常是比较敢说的，有时也很激烈。比如有一次讨论到苏军从东北撤军，把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拆卸下来运回苏联，很多人表示对苏军的不满。父亲一向比较亲苏，这时他说，这些机器苏军不拆，留下来，国民党就会利用它们制造武器和共产党打内战。所以还不如让苏军拆走。这观点出语惊人，连吴晗都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后来，彭真同志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对此事做解释，讲的观点和父亲的观点一模一样。还有一次，民盟讨论沈崇被美军强奸案，大家对事态如何发展众说纷纭。父亲说，此事国民党一定会移交给美国军方处理。吴晗问，你何以见得？父亲说，他在军调部工作时，翻译过一个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协议，那协议里规定，美军在华犯罪由美军自行审判。吴晗急要这份文件，以为对于揭露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非常有用。但是父亲没有留下底稿，自然是拿不出。为了这事，父亲曾检讨自己的觉悟和政治敏感性不及吴晗，以后每每提及都深感遗憾。

因为观点接近，吴晗与父亲格外亲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话题总是不离政治。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能在一起谈政治的朋友，才是知心朋友。1947年4月和5月，母亲带着我大姐回天津老家，父亲一人在清华，没人给做饭。吴晗就说，你就干脆到我家来吃饭吧，让袁震给做就是了。父亲不好意思天天白吃，就给袁震交伙食费，在吴晗家包伙。吴晗爱喝当时清华廉价销售的日本清酒，父亲和他每餐必饮，然后就推心置腹交谈。父亲初来清华，对人事关系不熟，与人说话又较为随意，所以常被吴晗、袁震夫妇善意提醒，有时父亲无意接触了有国民党背景的教师，说了不该说的话，也会被他们两口子痛骂，当然，骂完了，还是要给饭吃。父亲后来说，那个时期，他在清华，尽管还有更熟悉的人，例如他的表哥周一良、表弟周珏良都在外文系，但是真正能够无话不谈的朋友，只有吴晗。

1947年10月，由于民盟亲共，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民盟。报上登出告示，要民盟盟员都到警察局去登记自首。上级传来指示，让清华民盟组织销毁名单，注意隐蔽。父亲当时下决心是绝不去自首的，但是他也想避避风头。所以大约有半年时间，他没有再到吴晗那里去，也没有参加民盟的活动。后来的几十年中，在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共时写的思想自传中，他把这次暂停民盟活动作为自己一次大的思想动摇，不断地在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认为那就是革命的不彻底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等等。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表态。几次反美活动的签名，他照样签了；几次学生罢课，他照样表态支持了。有一次外文系学生罢课是直接针对亲美教授、系主任陈福田的，学生来采访他，他大胆说了陈一些坏话，诸如说陈欺上压下等，被学生们用大字报抄出，举着游行。气得陈福田对美国教师布朗说：“我要赶走他。”（I’ll get rid of him.）但最后并未付诸行动。

他这样说话和做事，自然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包括陈福田，他讲过这样的话，说罢课是父亲组织的，而父亲“背后还有一个组织”。1949年7月，清华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有些人看到名单上没有李相崇，还觉得很奇怪。不仅是清华的普通教师，国民党方面也怀疑过父亲，这可能和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关。父亲出身旧官僚家庭，和前面提到的刘瑞恒是亲戚，而刘瑞恒留美时曾经和宋美龄谈过恋爱，后来是宋子文的密友。在一般人看来，父亲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放弃军调部的高薪到清华来的，因而他会不会是共产党派来的？有什么特殊使命？所以1948年9月29日，在学生罢课后，国民党军警宪特包围清华，有人看到，他们拿出的搜查名单上，有父亲的名字。当然排名也不是很靠前，打头的两个是张奚若和吴晗，父亲也算不上是重点。后来没有搜成，那是因为进步教授李广田转移视线，把军警们领到别处去了。

被国民党怀疑不算什么，但是让父亲后来一直感到纠结的，是他同时也被共产党怀疑，被自己的好朋友怀疑。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查清他的历史之后，有党员领导干部向他道歉，不知是不是代表组织。说：“对不起你，过去我们怀疑过你是国民党特务。”其实1950年他提出申请入党被拒绝时，就有人对他如此说。他问有何根据，那人告诉他是吴晗讲的，父亲顿时就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会这样。我母亲当时正巧在场听见，接连大呼冤枉，这不是栽赃吗？父亲想起1948年3月，在他暂停民盟活动之后大约半年，他认为风声过去了，想恢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是到了吴晗家里，发现吴晗态度冷淡，只是为他倒一杯水，然后坐在对面，面向他皮笑肉不笑，也不讲话，这与以前判若两人。他自责因为软弱，脱离革命浪潮去避风，致使吴晗对他改变了看法，也没有多想。

后来他才知道，吴晗此时的态度完全和他几个月来的表现无关。只是因为吴晗不久前见到苏联领事馆领事齐赫文，齐向吴谈到他对我父亲的一些印象，比如说，父亲既和美国人有联系（军调部美方），又和苏联人有联系（领事馆的3人），还和国民党有关系（刘瑞恒），甚至齐赫文还无中生有地说有人看到父亲和一个国民党军官一同坐火车去天津。这样的人是否背景复杂得有些可疑？于是吴晗认为我父亲特务嫌疑很大，他将自己和齐赫文的看法带回清华，报告给了清华地下党。

清华大学从云南迁回北京时，教师中还没有几个地下党员，但到了1950年前后，入党的就已经有了几十位。这批人都是建国前夕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他们在1948-1950年间被党组织吸纳。他们就是后来清华党员干部的骨干，其中很多人陆续做了清华的校领导，其实，我父亲开始也曾经属于这批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从吴晗讲了这番话以后，他便被从人群中抛了出来，入了另册。

对父亲的这项怀疑和指控，虽然在两三年后就澄清了，但是它在父亲内心深处，却打下了一个死结。父亲没有想到吴晗会这样对待自己，太让人寒心。从此他不再与吴联系，几十年，两人没再见过面、通过信。吴很快调走，高升了北京市副市长，五十年代他曾回过几次清华，有时约民盟的老同志见面，父亲都有意避开，因为他不知见面可以说什么。1967年，吴晗挨整，北京市委派来一个”文革”专案组，找父亲做外调。主要是希望证明吴晗是苏修特务。他们之所以能找到父亲，是因为吴晗档案的自述材料里提到父亲，且提到父亲和苏联人的交往。那时父亲也在受审查，揭发吴晗或可立功，而且念及过往的恩怨，这真是送上门来＂报一箭之仇＂的机会。但父亲不肯落井下石，他对专案组说，“我无法证明”。专案组大怒，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父亲也急了，说＂解放前，是我和苏联人有联系，但是吴晗没有联系！＂专案组倖倖而去。他虽然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吴晗，但心里却一直没有宽宥他。吴晗”文革”惨死，他也唏嘘感叹，毕竟他们曾经朋友一场；但八十年代清华为纪念吴晗，在荷花池边上修建＂晗亭＂，并为吴晗塑像，举行揭幕仪式前，他收到请柬，但最终没有前去参加。

清华晗亭

父亲刚到清华时，曾经对美国教授温德说，他向往清华，因为这里是“北平之肺”，意思是清华的政治空气清新，进步力量强大。

那时他30岁出头，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用后来流行的话说，就是党外积极分子。他是下决心跟定共产党走的。清华解放，他兴奋异常，觉得天亮了，自己也新生了。所以他热衷于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把他学过的马列主义知识，在会上向众人宣讲。各种政治性的大型活动，他也场场不漏。城里召开大会欢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归来，又举行纪念卢沟桥事变大会，整个清华没有几个人参加，总共只派一辆卡车，他也在车上。迎接解放军进城那天，他去夹道欢迎，回来时才发现，清华外语系只去了他一个人。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午下大雨，他们是冒雨出发的。那天清华文学院的领队是余冠英，外文系的领队就是父亲。他急切地想看清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的面孔，可惜队伍站得太靠后，看得很模糊。最后他们趟着雨水从天安门前走过，他清楚地听见毛泽东呼喊口号的声音，感到很满足。

他不是外语系领导，以他的资历，也不该有多大话语权。但是也有阴差阳错的时候。他作为青年教师，被选为教工会代表，可以参加一些小范围的会议发表意见。1949年的夏天，清华大学为了加强专业英语师资，要招聘一名教师。消息传出去以后，应聘者众。其中包括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三人，这三人都是从清华出去的，前几年国共内战，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到英国和美国留学，现在拿到学位，要求“归队”。同时应聘的，还有李霁野。这些人都很符合条件，系里开会讨论，大家一时没了主意。父亲发言，说了一番语惊四座的话，他是从政治角度讲的。父亲说，大家都知道，王、周、李三人，是正宗的清华人，他们代表的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传统，但这是什么传统？是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而李霁野是什么人？他是鲁迅的战友，他代表的是革命文艺的传统。所以，父亲建议，要李霁野，不要王、周、李。他的发言，得到了党员教授严宝瑜，进步教授陈定民、教员何士侯的支持，被人称为反对王、周、李的四人小集团。事情最后弄到学校，校方觉得难以决断，就拖延了一两个月。结果李霁野等不及，被南开大学聘走了。正巧这时，钱锺书先生来应聘，外语系再次讨论，父亲也参加了。为了避免争论，大家当即一致决定聘用钱锺书。所以说，钱锺书此时来清华任教，是坐收了“渔人之利”的。

如果是对别人，父亲这样讲话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应聘的人中偏偏有周珏良和王佐良。周珏良和父亲，不仅是表兄弟，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而且父亲进入清华，还是周珏良介绍的。他现在这么做，是不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周一良和父亲关系一直不错，他后来不止一次地问父亲，“不让珏良回来，你是怎么想的？”父亲的解释让他感到不可理解。他的夫人邓懿后来对我母亲说，“相崇这个人有些冷酷”，指的也是这件事。毕竟，他们和周珏良是亲兄弟。至于王佐良，他的夫人徐序当时是清华外语系的秘书，父亲的话肯定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所以，父亲和王佐良相识几十年，感情上从来也不亲近。

这些，父亲晚年常常反思，内心深处也有过忏悔，觉得自己一辈子很少有负于人，但是他对不起周珏良。我和父亲探讨过，在当时的情景下，他可否不做表态，不去当反对王、周、李回清华的急先锋？如果组织上做了不要他们三人的决定，他表示自己回避而不发言，哪怕他随声附和也最终同意，以后对亲友解释，也容易顺水推舟呀。但是他觉得自己当时不徇私情，甚至“大义灭亲”，的确是出以公心的。当时党的主张，就是要兴无产阶级文化，灭资产阶级文化。他是坚决跟党走的。那个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有几人不是这样呢？

父亲知道，他原本不是这样“冷酷” 的人，但是那个时代把他改变了。

他和周珏良的亲情和友情，从此断绝了。我问过父亲，五十多年来，你和周珏良来往过吗？他说没有，人家不来了，他曾经想上门去和解，但是怕遭冷遇。不过，父亲说，后来也有过一次见面。大概就是1950年，一天周珏良突然到清华家里找他，手里拿了一瓶白酒。说，“今天咱们一醉方休。”这时，周珏良已经被聘为共产党新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教师。酒过三巡，周珏良忽然说，“清华有什么了不起？你清华，我‘革大’！”父亲明白，他是来撒气的，也有炫耀的意思。那时的人，毕竟以“革字头”为荣。父亲见他找回心理平衡，反而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解放了，一切向苏联学习，俄语吃香起来。父亲由教英语转到俄语。外文系内成立俄文组，那时曹靖华已经走了，剩下的七八个教师，政治成分复杂，于是领导就让他负责。他为了团结人，让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大家都不爱承担的课，他独自包揽。活干得比别人多，还要张罗教研组的工作安排，他任劳任怨，并无怨言。他知道自己需要带头，因为他在争取入党。

解放初期的父亲和母亲

那时国家在“全盘苏化”，在学校，普及俄语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清华需要举办俄语速成班，培训全校的教师，这事由父亲负责。正巧，父亲多年自学多种外语，总结自己的经验，创造了一套速成办法。他在清华大礼堂举行的全体教师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以后，为期三个月的俄语速成班正式开班。他主持制定俄语速成班的教学方案，有时也亲自讲课。他的学生，许多是比他资格更老、名气更大的教授，例如华罗庚、张光斗、施嘉炀、陶葆楷等，他们在学界的资望都是属于泰斗级的，但这时也都拿着小本子，每周两三次按时来听课，跟不上时，还要求补课，吃小灶；听课的也包括一些当时是青年教师，而后来做了大专家的人，例如建筑系的楼庆西、陈志华等等。五十年后，我在三联书店任职，楼庆西和陈志华先生都是三联的作者。他们每每见到我，都非常客气，说他们是我父亲的学生。

懂俄语的人不多，俄文翻译家就更是奇缺。在苏联塔斯社的支持下，北京办起了一个时代出版社，编《译文》杂志，出版图书大量翻译介绍俄苏文学。他们既缺译者，又缺编辑。经人介绍，找到父亲，想将父亲调离，说一旦去了，工资是清华的三倍。父亲留恋清华，只同意兼职。每周去两次，有稿子就做编辑，没稿子就自己翻译。这样人家也给他相当于清华两倍的工资。于是，他在几年之内翻译了300万字，迅速成了国内知名的俄文翻译家。第一次全国翻译工作者代表大会，参加者不过几十人，他就是代表之一。他在这一时期，认识了蒋路、陈冰夷、叶水夫、徐磊然、孙绳武等，他们都是时代出版社的同事或作者。后来，时代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而80年代我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蒋路等老编辑知道父亲和我的关系，对我总是十分亲切。

兼职期间，清华的教学工作他继续担当，要同时开几门俄文课，课时比其他教师还多。他还担任外文系的工会小组长，负责全系的政治学习。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忙得拳打脚踢，昏天黑地，因为身体好，总算也都应付下来。

这样过了大约两年，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三反”反的是贪污、浪费、投机倒把，这和学校原本关系不大，但学校正好可以利用这个运动，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天，父亲听了教务长周培源的报告，其中说到有一个工人在工作时间干私活，这是损公肥私。父亲想，自己在外面兼职，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吧。因为追求进步，想入党，他是一个内省力极强的人，总是检讨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够，联想特别丰富。听了周培源的话，他就认为是在说自己。而一旦意识到自己有错，他是从不给自己留情面的。例如他后来多次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时总会提到一件小事，那就是1947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反美活动，内容是拒绝食用美国救济粮。这件事毛泽东曾经提起，借此表扬朱自清有中国人的骨气。父亲当时也是签过字的。但是后来祖母从天津带来一袋美国面粉，家人正逢饥饿之时，他还是把那面粉吃了。这件事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忏悔，说自己比不上朱自清。这一次，运动中其实并没有提及他兼职的事情，而他的兼职也的确没有耽误本职工作，但是他毅然决然，把时代社的兼职辞掉了。

接下来，就是给知识分子“洗澡”了。原本，该“洗澡”的都是教授，大教授洗“大盆”，中教授洗“中盆”，小教授洗“小盆”，意思就是召开大中小三种规模的会议，让教授先做自我检讨，然后群众提意见，帮助教授“洗脑”。父亲是1952年刚评上副教授的，本应不在被“洗”之列，但不知为何他特别受重视，让他参加“洗”，而且还要洗“中盆”。钱锺书知道了，对他说，“这对你unfair”（不公平）。他不介意，让洗就洗。他“洗澡”时，主要是检讨他有名利思想，私心杂念太重，一心想出名挣钱，以至于私下在校外兼职，不务正业等等。他和一些大教授不同，没有留过洋，解放前教书也没有开过和马克思主义有抵触的课程，一直是个进步的青年教师，话说到这一步，也就可以过关了。

1954年，我们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对于高校的知识分子来说，第一次真正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运动，大概要算是1952年进行的“忠诚老实运动”。这个运动要求知识分子对党忠诚，忠诚的前提是无保留地向党坦白自己的经历中的任何历史问题。虽然说是“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但是根据运动划分的四个阶段，先是动员，继而个人交代，再是组织审查，最后群众检举，人们也能看出，有问题不交代大概是过不了关的。而一旦被群众检举出来，问题性质就变了，不忠诚不老实，罪加一等。

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家都抢着坦白。那时的人都很单纯，没有今天人们这么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总之，想起什么事情组织不知道，就尽量坦白，总觉得说了心里就踏实了。结果是政治问题也讲，生活问题也谈，向组织坦白成了一场隐私大爆料。一些人说了很多没用的，还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父亲在历史上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国民党、三青团、蓝衣社等等都和他不沾边。但是前一时期因为他的社会背景复杂，连吴晗也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的事情，他是早有耳闻的。他想，正好可以利用忠诚老实运动这个机会，给自己做一个清白的结论。

因此，他是认真的。本着忠诚老实的态度，他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放在他和军调部的美国人，领事馆的苏联人，以及自己周围的一些国民党人的关系上面，尽量为组织调查提供一些线索。他是和盘托出的，无隐瞒、无保留。他心里很坦然，觉得自己这样的经历，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有什么不能说？

组织上果然进行了调查，结果一切都和他预想的一样。运动即将结束时，组织向他宣布，“经过调查证明，你提供的材料是可靠的，组织对你表示信任。”他听了狂喜，觉得组织真的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终于帮助他洗清了那个“特嫌”的罪名。

宣布完了结论，组织上的同志通知他说，以前他的交代材料都是口头的，现在需要他把口头材料写下来存档。

他便回家去写。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有一个重大遗漏。

他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他在军调部工作时期，有一个他原本在天津祖父家里见过一面的国民党军官来找他。这个人名叫许承志，现在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做事，他认识我祖父，但是和父亲从无联系，甚至唯一一次见面时也没有说过话。这天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很机密地说，“军调部美方，有共产党在活动，郑介民很重视。有两个人，张春学和冯昌纶都是从张家口来的，你要帮我注意他们。”军调部很大，美方也有几个办公地点，许讲的两个人，父亲都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但他知道，“从张家口来”就是从解放区来的意思，意谓这两人是共产党。而此时许提到军统头子郑介民，父亲也方才意识到此人可能是个军统特务。父亲很紧张，既担心两个共产党员会遭到不测，又担心特务已经在怀疑自己，以此进行试探。不知如何是好，他便向民盟的领导汪骏做了汇报。汪骏也没有给出什么办法，只说敌人可能已经注意你了，要谨慎从事。

这时，父亲想了一个“万全之策”。过了几天，他主动去找许承志，对他说，“你要我了解的情况我了解了，张春学和冯昌纶在XX街XX号办公。”他提供的地址，就是军调部美方的一个公开办公地址，这是在报纸上都能找到的，当然也是许承志早已熟知的。他想用这种方法搪塞特务，让特务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笨蛋，以后不再打他的主意。果然，从此以后，许没有再找过他。但是父亲还是为那两个共产党员揪心。

几天之后，苏联领事馆举行一个酒会，军调部中共方面的领导叶剑英等都来参加。他看见中共代表李克农和荣高棠两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就凑过去对两人说，“军统特务盯上张春学和冯昌纶两人了”。荣高棠和父亲过去就在苏联领事馆见过面，知道他的身份，他只说了一句话：“要小心”，不知他是对李克农说的，还是对父亲说的。

以后，荣高堂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父亲没有机会再问，但是他心安了。

这样一件事，父亲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没有交代，因为他原本没有当回事情。但是运动后期忽然想起，他越想越觉得是一件大事。他不想对党隐瞒，于是他决定写在自述材料里面。但是这时，运动组织的查证工作已经结束，他所补写的一段材料，成了未经证实的历史问题。

父亲当时绝对想不到，这条自述材料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是一颗预留的定时炸弹，在十几年后，这条材料影响了全家人的命运。

我母亲后来谈到此事时，对父亲抱怨不止，说：“他就是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

听来可笑，但细想母亲说得不错。对这种事情，在运动中原本可以有两种办法：

一，不说，一字不提，因为这根本不是问题；

二，当作功劳来说，换一个角度，强调自己及时向中共领导人反映特务动向，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但是父亲太老实了。他不懂得如何给自己脸上贴金。他只知道不能说假话，但他不知道真话也不能全说。他是竹筒倒豆子地说了，结果引起的麻烦太多了。

父亲教俄文，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那时全盘苏化，俄语被国家规定为第一外语。人们向往苏联，崇敬苏联，希望了解一切和苏联相关的事情。学生们对学习俄语热情极高，许多人从英文班转进俄文班。英文课的教师则比较受冷落。有一次钱锺书先生上英文课，他的学生却在课堂上建议他讲一讲俄苏文学史。钱先生说，“我不懂俄苏文学，如果你们要开这门课，我可以帮你们请李相崇先生来讲。”

《苏联怎样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父亲对钱锺书先生的认可颇有几分得意，晚年他不止一次和我提起这件事。那时父亲的确希望成为俄苏文学专家，他翻译了很多俄苏文学理论，包括高尔基、别林斯基的作品。不过，他的译作中最为畅销的一本，却是政治理论类的图书，题为《苏联怎样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这本书被作为“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连印数版，党内高干人手一册。在今天看来，它的内容可谓一派胡言，父亲的工作，大概也算是“流毒甚广”吧。

父亲是热爱文学的。他知道要当翻译家，必须强化文学修养。我记得我的童年时代，父亲是嘴不离烟斗、手不离书的。那时家里的书很多，都是文学一类。父亲不仅读俄文、英文的小说，也读中国当代小说。国内一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必定第一时间购买阅读。我和两个姐姐，从小都跟着父亲看一样的长篇小说，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到《红岩》《三家巷》《苦斗》，父亲读后，常常和我们议论书中的情节。文学是父亲的兴趣所在，教文学课程，翻译文学作品，那是他的文学梦呀。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在专业方面，他与文学失之交臂了。

1952年，国家按照苏联模式对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调整的初衷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程技术人才。要建立若干个工科的专业学院，如航空、石油、钢铁、矿业、地质学院等等，为此需要拆分和重组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多所原来由文、法、理、工、农、医数个学院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只有文理两科的学校。在调整中，文科不再受重视，特别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学科，如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更是纷纷被关闭。谁让这些学科整天都在讲授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呢？

在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被肢解的幅度极大，它索性变成了一所只有工科的工业大学。而在其中，外文系的教师受伤最深。清华大学外文系，过去是名师云集的地方，这从《清华名师风采录》一共收录几十人，外文系独占16人便可略知一斑。清华外语系的强大，是当时的北大、复旦、燕京都无法相提并论的。我到三联书店工作以后，和杨绛先生多有接触。杨先生是老清华，对清华感情极深。有一次我去和老人家聊天，杨先生对我说，当时她和钱锺书先生认为，中国大学里，外文系最好的就是清华，所以他们才决定去清华教书。

但在这时，父亲留恋的不是清华，而是文学。院系调整的信息公开以后，让他报志愿，他填写了六个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他唯独没有填写清华。这是因为，他填写的六个大学都有独立的外文系。父亲希望继续做外国文学研究。而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外文系撤销，学校将另行组建一个外语教研室，负责全校工科学生的公共外语。如果留下，他将变成一个语言教书匠，而不是文学专业的教师。

正在他满怀希望地等待，已然做好搬家准备的时候，一天，清华教务长周培源来到他家里，向他宣布，校方已经决定，将他留在清华，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周培源对他说，这是领导上对他的信任，相信他有这个能力，领导好教研室。因为除了业务好以外，他在政治上也很强。他听到这样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清华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早就说过，“李相崇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另一位党委负责人吕应中也说过，“李相崇的政治素质好。”那大概是因为，他读马列的书，比起那批党委干部多多了。他甚至曾经被抽调去社会学系教政治课，给《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当助手，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他明白了，是他的政治优势决定了他的命运。在接受这一组织决定时，他内心是矛盾的，苦涩多于喜悦。他意识到，他的命运从此改变了。他需要牺牲个人，支持党的事业。尽管在当时，他也感到有几分光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所遭遇的一连串事件，最后留在他心里的只剩了永远的苦涩。

他刚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时，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在所有教师中，他的级别最高，业务能力也最强，大家比较服气。他也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工作安排得心应手，井井有条。组织上对他是非常倚重的，教研室里虽然有党员副主任，但业务上基本都听他的。

他的工资年年涨，住房也由小换大。清华园胜因院，那是抗战胜利后才新建的一片别墅型洋房，或独门独院的宽敞平房，或两层带院落的小楼，一共只有40座。1952年，父亲以副教授的身份，带着一家五口，住进了其中一座两层洋楼。那原先是外文系大教授盛澄华的府邸。有些比他年资老得多的教授尚且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有些酸溜溜地说：“李相崇，红得发紫呀！”

清华胜因院34号，现已拆毁

父亲是倾注了满腔热情在俄语教学上的，他有责任心，要带出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的学生已经不是俄语专业的学生，而是工科学生了。他用自创的速成方法，训练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前，可以独立阅读俄文图书，特别是要有能力查阅俄文专业资料。他这套方法后来在国内高校进行过推广，曾经很有一些影响。

他是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他觉得自己在工科大学里教书，也要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知识。所以他工作之余，也会拿出时间来自学数学和物理。人家觉得奇怪，但他说学点理科，可以训练思维。直到六十年代，我大姐进了大学，父亲有时还会和她讨论高等数学问题。他聪明，悟性和记忆力都好，学过的东西就不忘。记得1973年，工农兵学员高考，张铁生交了白卷以后，江青指示迟群，要杀一下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威风，在清华设考场考教授。结果考试把很多老教授烤煳了，特别是一些文科的教授，也交了白卷。那次考试父亲也被叫去参加，他居然考得不错，自己甚至为此还颇为得意呢。

但是文学对他来说，从此成了业余生活的一部分。他还在继续做翻译，给《译文》翻译文章，给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很多当年译过的东西，用的是什么笔名，他自己后来都不记得了。八十年代，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父亲忽然想起他当年用过的两个笔名，让我到出版社资料室查查。我一查就找出两本书，都是俄国文艺理论著作，而且都是1956年以前出版的。我问他，后来为什么没有了？他说，1956年以后，他的文学翻译就基本停止了，因为害怕长此下去影响不好。当时批判白专道路，他在外面搞翻译，有些人提意见，认为这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他于是痛下决心，洗手不干了。他的文学专业梦，到此结束。

学校仍然是重用他的。1956年，校方提出要给他升教授，让他交著作材料。他填了表，交上几本译著。但是他诚恳、谦虚，想了几天之后，他对领导说，“评教授是要有原创著作的，我这些都是译著，不够条件，不必评我。”于是主动撤出评审。同一年，高教定级，给他评级时，评委会和他商量，他问：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赋宁他们都定几级？回答说他们都是三级。父亲说，那我就定四级吧。评委中有人认为，父亲应该和他们几人一样，但是父亲说，自己低一级才比较合适。虽然如果从本科毕业算起，他和那几人年资相当，但是人家都是留过洋的，他则是没有出过国的土包子。抗战胜利后，王佐良他们去英美留学时，父亲本来也可以有机会争取到英美的奖学金，但是他反感英美，不肯去；他想学俄文，而苏联又去不成，后来终于有一个“曲径通幽”的机会，他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文系录取，去美国却能学俄文，这令他神往。但是没有奖学金，家里又拿不出钱，最终未成行。他这个国产的外语教授，没有洋学历也是此生的一大遗憾。直到1982年，他才有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机会走出国门，到英国去访问7天。在伦敦，他用英语演讲，说一口纯正漂亮的英语，结束后当地人问他，是牛津还是剑桥毕业的？他报以苦笑。

在胜因院34号新居客厅前

定下高教四级以后，有领导不知是他自己要求的，还怕他有情绪，安慰他说，“放心吧，很快，你就会追上他们几位。”他其实并不在意，但是他也没想到，因为后来的变故，他这一追，就整整追了24年。

“反右”运动开始了。按理说，父亲不至于在运动中挨整。他信奉马列主义，真心拥护共产党，一直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虽然有群众说他搞翻译是走“白专”道路，但是他知过就改，这方面的意见已经平息了。他和党员干部相处得也很好，教研室里的党员，对他都很尊重，他也不会像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是因为对个别党员有看法，发牢骚惹祸。他一直在争取入党，主观上希望向党靠拢，哪有那么多意见可提呢？尽管入党始终不能如愿，也是因为自己不够条件，怪不得人的。

他仍然说了错话。并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具体工作问题的是是非非，而是因为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和人较真。

教研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那时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需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改造世界观。理论依据是，毛主席讲过，知识分子是附在资本主义的“皮”上的“毛”，新中国成立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这个观点，已经是建国后几年来的流行说法了。当会上有人继续发挥这个观点时，父亲开口了，谈了一点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这个说法可以变一变了，因为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改造，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了。其实他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他平时很注意政治学习，清楚地记得，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做了报告，其中谈到，“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许，是他没有直接引述周恩来的原话，而只是说出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或许，是他的发挥直接针对了伟大领袖的一个著名论断，结果引起一片哗然。当场他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拒绝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不过，这个错误并没有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毕竟周恩来说过类似的话。他的问题，没有被扣上政治帽子，只是被定性为认识错误。但是，另外一次讨论，却让他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了。

1958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党内整风依然继续。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仍然主持各种有关整风的会议。一天，教研室的上级主管单位基础课教学部党总支副书记对他说，匈牙利事件中，发生了很多共产党员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的事。现在清华里面，也有别的系在讨论，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如果清华的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会不会亡国亡党？副书记希望他组织开会讨论。父亲照办了。

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好不热闹。很多人在联想，如果蒋校长被反革命分子吊在树上，那说明反革命活动很猖獗，被吊起来的肯定不是蒋校长一个人，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当然就要亡国亡党了！这个观点最终成为讨论会的主流看法。

父亲做总结，他是做了冷静思考的。他说，“蒋校长和革命事业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所以‘蒋校长上树’和亡国亡党根本联系不起来。”

他没想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当时散会，大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在他们办公楼前，有一个篮球场大的空场，平时大家都在这空场的四周贴大字报。第二天，父亲去上班时，忽然发现，大字报区的所有大字报都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还有人贴出标志，这里叫做“李相崇的西瓜园”。

他顿时就觉得，这件事背后是有人组织的。他落到陷阱里了。他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但是大字报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如果光看大字报，不听他自己解释的话，那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的制造者，杀气腾腾地要把蒋校长吊在树上！

事后多年，父亲无数次地反思自己这一天的说法，是不是有什么失误，也多次和我们讨论这件事。我大姐夫是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父亲比较信服他的意见。但大姐夫说，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拿出来讨论，是无法回答的。蒋校长被吊在树上，你说没关系肯定不行；但是你说就真的亡国亡党了，恐怕也不对，因为毛主席、周总理毕竟还在呀。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次测试，测试父亲，当然也是测试大家对于蒋校长的忠诚度。

父亲显然没有通过测试。领导上对他失望了。他被大会小会批判了几次。好在此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该戴帽子的右派都戴过了，他没有当上右派，只是被插了“白旗”。

他的群众威信扫地，主任当不下去了。他提出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辞职就会被免职。他的教研室有两位党员副主任，一位名叫马迅，另一位名叫李宗福，都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力保父亲继续当主任，到上级党委据理力争，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受到批评。

紧接着，学校党委开会，各系各教研室领导参加。主持工作的党委第一副书记谈到近期思想斗争动向，提到父亲的名字，说“李相崇是没戴帽子的右派”。马迅和李宗福都在场，他们当场站起来和这位副书记辩论，批评他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只有戴帽子才是右派，“没戴帽子就不是右派”。弄得副书记一时很尴尬。事后，党委做出组织处理，马迅和李宗福都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他们两个人和父亲，被定性为“三人小集团”。

为了自己的事情，牵连了马、李，父亲一直心存歉疚，但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救人？马、李二人，自知在清华难以翻身，不久之后，两人都相继调出清华。

1958年，是父亲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不但不再受组织信任，而且成为群众眼中＂老右＂，是随时都可以拿来做批判对象的。他在清华，作为正面人物的时代结束了，下面无论怎么演，都是反派角色。

教研室主任不做了，家里的电话立即被拆除，这没有什么，他还可以当教师。然而不久以后他发现，很多课都不让他教了，特别是六十年代他格外重视的英语师资班的本科课程，也不让他教了。他更多地做起了辅助性的工作，比如给外系的工科教师翻译些英文、俄文、日文材料之类。他虽然不是右派，但＂享受＂的待遇堪比右派。他后来说，从1958年以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总共有十七八年，他在清华没有做成什么正经的业务工作，这对他这样一个高级人才来说，是多大的浪费！但是他毕竟想得开，心理善于调节，没有书可教，他就打太极拳，看小说，1960年，他居然还学了一门新的外语一一一㨗克语。

1961年，清华大礼堂前

但受影响的不只是他本人。我母亲的变化可谓天上地下。母亲和父亲是同学，也是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早年因为孩子拖累，一直在家，直到1954年才参加工作。当时清华没有正式员工岗位，母亲只能以临时工的身分到清华职工夜校教书，每晚上课，开扫盲班，教工人识字。因为父亲那时大红大紫，一年以后，母亲便被校长办公室正式录用，成为英文打字员。成天出入清华工字厅，跟随校长左右，工作接触机密，显然是受到特殊信任的。然而1958年父亲刚被免职，母亲就接到下放的调令。她被调到机械系所属校办工厂的焊接车间，当仓库里的工具保管员。这种安排无疑带有惩罚性质，也是一种变相的降级使用。母亲和父亲夫妻二人，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是1959年进入清华附小的。当时父亲刚刚挨过整，在清华园里名声很臭，老师和同学们的家长都知道。我那时已经开始有了荣辱之心，懂得有一个好父亲才是自己的光荣，常常羡慕别人的父亲比自已的好。整整6年，无论在同学、老师面前，我都害怕提起父亲。所以我的小学生活，一直十分压抑。除此之外，我一方面因为自己身体瘦弱，另一方面因为家庭背景有短处，也常常被同班的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欺负，挨打和被孤立，是常有的事情，这使我内心常怀怨愤。清华附小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但它虽然为我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却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以至于今天学校筹备百年校庆，几次来电向我约稿，我竟然写不出。

至于我大姐，她上大学的事对我们全家一直是个待解之谜。大姐的学习一向非常棒，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分别获得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奖章和优良奖章，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荣誉。1960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101中，高考时填报志愿，受母亲一家乃医学世家的影响，选择了农医类大学。第一志愿是中国医科大学（今协和医大），第二志愿是北京医学院（今北医大）。高考发挥正常，并未失手，却被第四志愿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大）农学系录取。这个结果打碎了她的医生梦，也决定了她一辈子的人生走向。录取通知书寄来时，父母都大感意外。他们认为大姐一定是复习准备不足，考试中一定有自己未能发现的失误。但大姐一再说，她每考完一门，都和同学对过答案，答题绝对没有什么大错，因而备感委曲。那天的场面至今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没有多说，但母亲一直在埋怨，而大姐一直在呜呜地哭。有些问题，当时他们意识不到，但后来都真相大白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当时高考录取个案材料的披露，人们发现“反右”运动以后，政审在大学招生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子弟，是不能一视同仁的。大姐被分配到农大，与父亲挨整肯定有关。

关于“蒋校长上树”这样一句话使自己挨整，父亲有很长时间想不通。他是有一定理论修养的人，喜欢从理论角度死抠，怎么想，都觉得自己的说法没有错。但是几年以后，一位校领导的谈话把他点醒了。

那人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名叫李寿慈，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温文尔雅，待人比较亲切，父亲过去与他感情不错。挨整以后，父亲的社交活动很少，是个“人嫌狗不待见”的角色，一般人不愿继续和他来往。春节拜年，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常有被挡驾的时候。这时他去看望李寿慈，居然人家没有闭门谢客，已经令他有几分感动。

李寿慈和他促膝长谈，作为党委领导，那是一次很严肃认真的思想工作。谈到“蒋校长上树”，李寿慈说，你说的那句话不是理论错误，但是，你让校党委寒了心呀，你这么说，让蒋校长怎么想？党委重用和培养你这么多年，你居然讲出这么没有感情的话！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你想想看，同样的话，工人、农民说得出来吗？他们对党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所以你还是要向工农学习，要转变你的感情呀。

这一番话，让父亲有所领悟。说自己在理论上没有错，但是对党的感情淡薄，这个解释他能接受。他是极有内省力的人，谁能点到他的死穴，他就认账。他承认，阶级出身决定了自己的感情没有工农那么“朴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反思“左”倾思潮泛滥时期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其实都是以思想治罪的结果。运动中说了真话，表达了不同的思想，就被打成右派，甚或成为反革命分子，被整肃几十年，这是因为运动的领导人要求统一思想，“舆论一律”。但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另有一条标准，叫做“感情一律”，也没有听说过以感情论罪的事情。

但当时，在清华是特别要讲感情的。

对蒋校长，对校党委，对工农都要有感情，当然对毛主席更要有感情。

有两件小事，更让父母意识到感情的重要性。

母亲到焊接车间以后，她单位里的一位姓潘的党支部书记，住在我家后面的七公寓里面。因为住得近，常到我家串门。一来二去，我们全家都和他熟悉了。我管他叫潘叔叔。

我大概六七岁时，家里没有什么玩具，我喜欢玩“绷子弹”。就是用一根橡皮筋套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上，然后用纸叠成“子弹”套在皮筋上面，右手一拉，就把“子弹”绷出去。练得多了，也绷得很准，指哪儿打哪儿。

有一天，潘叔叔来了，我倚在他怀里，绷“子弹”玩。我忽然指着墙上的一个镜框，说，“潘叔叔你看，我绷那个镜框。”潘叔叔顿时脸色变了，按住我的手说说，“不要胡闹，那是毛主席像。”

我其实已经懂事了，知道不能对毛主席不敬。但是我当时实在没有意识到，镜框里镶嵌的是毛主席画像呀。而且我分明说的是：“我绷那个镜框。”

潘叔叔把这事告诉我父母。他们紧张极了，吓得面色惨白。潘叔叔批评他们对孩子缺乏教育，他们只能认错。

后来，一直到我长大成人，父母无数次地引证这件小事来教育我，说我从小就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还给他们惹祸。我心里委屈冤枉，但争辩也无济于事，他们相信潘叔叔的话。

1964年，全家福

另一件事，和姐姐上大学有关。

姐姐被分配的北京农大，母亲那天抱怨姐姐，我的印象极深刻。有一次潘叔叔来我家，聊天时谈到姐姐上大学，潘叔叔问我，你妈妈高兴吗？我不知轻重，顺口说，“高兴什么呀，妈妈那个骂呀。”说完还做个鬼脸。

潘叔叔后来严肃地批评母亲，说这是个工农感情问题。母亲自然要埋怨我又给她惹麻烦。后来，父亲和母亲大概意识到了利害，一些真话不再敢当着我说了。他们给我传达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思想，比如“长大了当工人农民最好”之类。

我接受了他们的正面教育，内心里真觉得工农光荣。小学四年级时，老师要求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同学们一个个志存高远，长大以后，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作家，有的要当医生，有的要当教师，有的要当解放军，不一而足。全班60个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表示，我要当一个新型农民，开着拖拉机驰骋在绿色的田野。老师在课堂上读了这篇作文，但大家都觉得怪怪的。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清华和北大一样，可以算是“文革”的发源地。聂元梓贴大字报时，清华就有人响应，矛头针对校党委。本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当权派，走什么道路跟他也不沾边。他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灾难。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清华学生正式行动起来了。6月2日，一群校党委领导被押解到二校门前批斗，学生让他们每人表态，低头认罪。又是1958年点过父亲名字的那位党委第一副书记首先讲话，他讲得不多，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工作失误。可是其中竟然又提到父亲。他说，“我有罪过，我包庇了李相崇，他是个漏网右派。”那时为了搞运动，家属区都安装了高音喇叭，父亲站在我家门前的院子里听批斗会的实况。听到这里，他快步走进屋里，对我们说，“这回，我又要挨整了。”

“文革”初期是造反派当权，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的。他们查阅了父亲的档案，给他定了一大串罪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最好听的说法了，结合他的历史，他还是“漏网右派”“苏联间谍”“特务”“告密者”。至于这最后两条，就和他忠诚老实运动中写的自述材料有关。造反派认为，父亲曾经出卖了两个地下党员。

8月里，我家被连续抄家两次，造反派临走时，还在屋里贴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大字标语。其中有一次抄家时间达三四个小时，把柜子和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丢到地下，目的是寻找发报机。那天我的两个姐姐都不在家，造反派决定把我作为审问的突破口。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小屋里面，让一个面容和善的女红卫兵与我做循循善诱的谈话。重点还是追查发报机和凶器，比如枪支和刀具。那女红卫兵首先承认我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希望我反戈一击，“老子反动儿背叛”。但是我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了她。并不是我有多么坚贞不屈，我其实是真的不知道父母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但父亲是认罪的，尽管他并不承认那些具体罪名，可是他在抽象意义上接受自己有罪。对于抄家他肯于配合，他甚至主动到厨房里，把菜刀和炉灶上用的粗大铁通条找出来，作为凶器交给造反派。

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罪证，造反派宣布了一条“最后通牒”，限父亲三天之内交出一万元作为“文革”活动经费，否则就抓人。那时的一万元可是个大数字，一般人家里，恐怕连几百元的存折都没有。父亲虽然过去搞翻译，挣过几万元的稿费，但是三年困难时期，恰逢母亲患肝炎，为了给母亲滋补身体，父亲经常在黑市买高价肉，高价糖，把钱都用掉了。现在存折上只有1700元。凑不够，怎么办？母亲找出她的首饰盒，那里面有些金项链、钻石戒指之类，最珍贵的是一对翡翠手镯，那是我祖父家的传家宝，父母结婚时，祖母亲手传给母亲的。这对手镯我见过，碧绿碧绿的，色彩极艳丽。如果放在今天，应该是个天价。为了父亲不被造反派抓去受折磨，母亲狠狠心，把存折和首饰一起交了。这一交，便是永远的失去。十年以后，“文革”结束，退回抄家物品时，存折尚在，但首饰盒却无影无踪。后来母亲每每提及此事，总是心痛不已。

由于党委领导在第一时间提到父亲，所以父亲挨斗的规格被提高了。不仅在系一级，也在校一级挨斗。每次斗争蒋校长，或者斗争校党委领导，父亲都要陪斗，低头“坐飞机”，一站几个小时。他倒是没有挨过打，因为他身体好，能站得住，低头的姿势也比较规范，没让造反派感到“不老实”。但是这本事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练习的结果。他怕在批斗会上坚持不住，经常回家自己摆出“坐飞机”的姿势，练练腰身。我回家若是看到这种景象，心里就像翻倒了五味瓶，不知该如何面对。

“文革”期间，母亲最怕的是父亲自杀。有一个阶段，清华的教师们经不住迫害，多人自杀。今天小树林吊死一个，明天荷花池又淹死一个，触目惊心的消息总是不断。那时父亲正在被劳改，天天早出晚归，在清华园里做清洁工。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也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晚上十一二点，若是还不回来，母亲就坐不住了，急急让我去找。有时我都睡着了，母亲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让我去看个究竟。我通常要先去湖边看看，因为那里自杀的人最集中，然后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转上一大圈，一旦发现劳改队的踪影，心里就长舒一口气。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明，“你不用担心，我永远不会自杀。如果我自杀，我的事情就搞不清楚了。我还不想不明不白地死。”

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在造反派眼里，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政治上审不出东西，经济上能交的钱和首饰都交了。工资也扣了，每个月只给他发放30元生活费。目前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座大房子。

造反派组织分房了。他们说，你们家四口人（那时我大姐已经去了新疆），住六间房，而清华很多教师和工友，还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你们要腾房子给他们住。说得在理，父亲没有意见。二话不说，把楼上的两间腾出来给了一家人。没过几天，造反派又说，你们住楼下四间还是太大了，要再腾两间。父亲也无言地接受，把西边的两间腾给了另一家人。这时，我家只剩下东边的两间小房间，总共20米，四口人住，已经很挤。原来的一座别墅型两层小楼，安排住了三户人家。按理说，这回可以消停了，可是过了几天，造反派又来人说，你们不能在这里住了，要换到清华西院去，和那边的一家人对换。父亲去西院看了一下，那边是两间东厢房，也是20米。为什么要换？原来的理由是我家占面积太大，这理由现在不成立了。但造反派不和你讲理，他们的意思是惩罚你，你现在住的房子，新一点，质量好一点，他们看了不舒服，要你换到破房子里去。父亲也不争辩，换就换。

一个巧合是，西院两间和我家对换的房子，它的主人正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一家，而那同学还恰恰是我很好的朋友。对换的理由，只因为他爸是清华大学车队的汽车司机，而我爸是教授。换房那天，我们两家对着搬家，我和那同学还互相帮忙，有时我搬他的，有时他搬我的，弄得还挺亲热。父亲知道此事后，说，“好，你要记住这件事，这对你是一个教育。”

我当时没有问明他的确切意思，为什么对我是一个教育？但我猜想，以他当时的心态，他一定觉得我应该懂得，长大以后，做工人比做教授好。

因为搬家，房子越变越小，家里的东西没有地方放，都要处理。我就承担起了卖破烂的任务。把废品公司的板车叫来，把家具一件一件往外扔，给个价钱就请拿走。三件套的大沙发，只卖20元；四个紫檀木的雕花大衣柜，每件只卖80元。父亲最心疼的是他的书，他原本收藏了许多中外小说，保存有从创刊以来全套的一两百本《译文》（今《世界文学》）杂志，此时全部被我当做烂纸处理掉了。这也是无奈之举。他最后只保留了几本外文词典，以及外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

新家是两间东厢房，门窗不严实，四面透风，母亲形容那就像一辆破汽车。我们一家四口住进去，当时我和二姐都已长大，二姐19岁，我15岁，住在一起已不方便。于是母亲决定，男归男，女归女，我和父亲住一间，母亲和二姐住一间，这个家成了两间男女宿舍。房子原本就漏缝儿，1976年唐山大地震，又把它震开了一条大口子，垂直的两面墙之间开裂，从屋里透过裂缝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山墙也倾斜了，于是学校找来木桩子，在墙后面做起支架。这两间破房子，父母住了整整10年。

1969年，大姐带孩子到西院35号探亲

“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以后，父亲的一些问题不再被揪住不放。“漏网右派”不提了，“特务”、“间谍”的罪名也一风吹了。工宣队搞了外调核查，但父亲军调部期间的事情，因为当事人都不在了，死无对证，特别是许承志要他提供地下党员情况的事情，忠诚老实运动中没有来得及做结论，此时工宣队给出了一个结论，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但是结论写得十分简单，只说父亲“在军调部美方担任翻译期间，曾向国民党特务提供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并没有说明，这个地址是公开的，是特务原先已经知道的。父亲提供这个地址，只是一个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使用了障眼法。结论中更没有说明，父亲曾经向民盟领导报告，更向中共方面直接传递了这一情报。不是有过，而是有功。结果这个结论，后来变得可以任意解释和联想，留下无数后患。

“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在所有历史问题的结论中是最轻的。其实，父亲原本是根本没有政治历史问题，这个麻烦是他自己的“忠诚老实”找来的。但是时至今日，能够如此从轻发落，他也认了。没有多想，他对这个结论签了字。

1969年以后，我们的家变得四分五裂。大姐1965年大学毕业早已去了新疆，二姐1968年年底到内蒙古插队，1969年4月，我去了吉林插队，6月，母亲跟着清华大学的大批员工去了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北京的家里，只剩了父亲一人。一家五口分作五处，家已经不再是家。其实，父亲因“开门办学”，也被安排到北京一家钢铁厂参加劳动，平时住在工厂里，也只有周末才回家。所以那两间“破汽车”式的房子，基本是空着。

原本我是可以不下乡插队的，有两个理由。一是当时已经出台了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孩子的政策，我符合这一条；二是我在1966年患了一种要命的病：淋巴肉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淋巴癌。手术和放疗之后，医生给我开了证明，要求我5年免体免劳，当时还不到3年。其实在医生看来，我大概是终生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这种病凶险，5年存活率很低。我有一次在邻居家，偶然见到一本《苏联大百科全书医学卷》，自己翻开来一查，顿时心惊肉跳，书上说患我这种病的人“一般生存时限为四至六年”。但是处在”文革”期间，我在家养病，成天看着父亲挨整挨斗，心情压抑，度日如年。

我从小性格反叛，从来就不大听父母的话，这时我便想到了逃离。放疗还没结束，我就自己搬着行李，跑到学校里住校，参加”文革”，跟着红卫兵们摇旗呐喊去了。到了大批知青下乡插队的时候，原本学校知道我的情况，特地帮助我联系了一个工作单位，就是北京颐和园，到那里是当园丁。但我不想留在北京，我想远离家庭，远离我这个倒霉的父亲，摆脱他的阴影。于是我偷偷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转移到吉林白城地区农村。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哭得死去活来，她觉得以我的病弱之身，八成我会死在农村。她捶胸顿足地自责，为什么没有把户口本锁起来？但是父亲闻知此事，相对平静。他大概看透了我的叛逆之心，只对母亲说，他要独立去闯，让他去吧。

我临下乡前，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说得很动感情，话语分量也很重。大意是，你去了东北，要好好干，你这一辈子，恐怕只能靠你自己了，我大概帮不了你什么忙。

我想，他对我可能心怀歉疚。作为父亲，他不但不能庇护我，反而使我受到拖累。由此而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是那么不确定，前途未卜，而他却爱莫能助。他内心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是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的话总是不多，而且说得小心翼翼，生怕我的感情再受到更多伤害。

我在东北，从下乡插队到读书、工作，总共呆了将近十年。每年冬天回家探亲，再返回时，父亲都要到火车站送我。最后的几年，父亲已经年过60，依然是帮助我拎着沉重的手提包，转乘三四次公交车，来到北京站，一直把我送到车上，帮我把行李放好，再和我握手告别，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好好干”之类的话。有时我们一路无话，他只是默默地和我坐在一起。我也并不想和他交流，只是一心奔赴广阔天地，去享受我的心灵自由。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看到我的样子，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父亲去世后，我思念他，脑海里浮现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场景。我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龙应台的《目送》和朱自清的《背影》。我常常自责，当时我对他怎么不能多一分体谅和理解呢？

母亲去江西鲤鱼洲以后，父亲孤身一人，生活没了依靠。他是个书呆子，生活能力差，衣食住行从来都靠母亲照顾。现在他的方寸全乱了。周末回家，自己不会做饭，只能拿着个饭盒往食堂跑。就像吴宓先生在他的日记里记述自己晚年的情景一样。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父亲就受不了了。

1979年，母亲在鲤鱼洲养鸡

有一次教研室开会，大家暴露“活思想”，父亲又说了几句真话。他说现在“虽然人未亡，但是家已经破了”。自己一个人，“常有孤独和凄凉的感觉”。这番话引来了众人批评，说他散布的是资产阶级情调。在社会主义祖国，怎么能感到孤独和凄凉呢？那是你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和工农大众格格不入呀。

父亲不服，他心一横，主动要求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和母亲团聚。组织上很快批准了。你想下放劳动，还能不允许吗？

但是到了江西，父母仍然是不能团聚的。干校根据原先学校的系别，按照军队建制组建连队，母亲在三连，父亲在四连，中间相隔5里地。父母各住自己连队的宿舍，都是一字排开的大通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也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只有到了周末的晚上，父亲会来看看母亲。没有地方呆，他们通常是在连队宿舍的屋檐下，甚至是在田埂上相会，说上几句话，就匆匆分手。

父亲是什么活都干过的，他种过水田，放过鸭子，也挑过大粪。尽管已经年近60，但他干活并不觉得苦和累。因为毕竟，这里还有自己的亲人。有母亲在近前，哪怕不能经常见面，他也觉得踏实，心里有安慰。

第二年，干校实现了一点“人性化”的管理，为夫妻双方都在农场的职工创造了一点条件，就是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所谓住房，就是草屋。用几根竹木一支，搭起房屋形的架子，然后把架子的四周用一片片的草帘子笘盖，草屋就建成了。一间草屋总共不过六七平米。屋里地面铺上木板，上面就直接可以睡觉。全部的家具，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凳子。但父母得到这样一个“家”，已经非常知足了。他们在这里说说话，可以不怕刮风下雨，也不受外人干扰。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这里偷偷地改善一下生活。那时连队里的大食堂成天汤汤水水，吃得很差，人都饿瘦了。附近商店里有卖猪肉、牛肉罐头的，他们不敢买，因为住在连队宿舍里无法当着众人吃，甚至如果一个人偷吃罐头，还会受批评，被作为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而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这事就好办了。

1970年，父亲与二姐李维文在江西鲤鱼洲，茅草房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当时我和二姐在吉林和内蒙古农村插队，那里冬季没有农活，知青都是要回家过冬的。我们在北京已经没有家，要探亲就去江西。每次探亲前，父母都要给我们寄一笔钱，让我们在北京买些在当地买不到的糖果、西点、罐头食品。我们则是肩挑手提，给他们运送“战备物资”。到了以后，就在小小的草屋里，大家席地而坐，一边聊天，一边享受美食。就在这间类似窝棚的草屋里，父母和我们找回了久违的家的感觉。那种满足，那种其乐融融，那种温馨，至今令人留恋。

1970年，父亲与我和二姐在鲤鱼洲

两年后，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撤销，父母回到清华园。

父亲基本上还是过“靠边站“的日子。

没有书可教，没有课能上，业务能力无法发挥，英雄无用武之地。当然，即使在这时，还是不断有教师找父亲来请教，让他解决一些业务难题。比如，外语教研室没有那么多专门人才，忽然遇到西班牙文的资料无人能译，大家傻了眼，但是一找他，问题就迎刃而解；过些天又来一批法文资料，没人看得了，还得让他来译。所以他虽然政治上不受待见，但大家知道他的业务还是过硬的。于是都说他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这有点像钱伟长。

但是这些不能让他满足，他想自己研究一点什么。

那时尚在“文革”结束之前，极左政治统治天下。没有什么文学类的图书可看。他忽然想到可以读读马列著作。家中还一直保留着俄文版的《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他便开始一本本地系统阅读，主要目的是恢复俄语水平。读到有疑问的时候，他就把中文版找来对照着看。这一看不要紧，他发现《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文版里都有一些译文不准确，甚至是翻译理解错误，是硬伤。为了确信自己的判断，他又找来马恩列同样著作的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用五个版本互相参照。他掌握多门外语的优势在这时呈现出来。他通过对照比较，建立了自信。

那时正值“梁效”写作班子活跃之时，“梁效”人物一个个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出现，到处做辅导报告。有一天，“梁效”成员中的一个江青欣赏的女才子到清华来演讲，内容是关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父亲听了报告，又看了讲义，发现女才子引用的恩格斯原文有很多误译。他于是回家，立即找来了德、俄、英、法四种外文版本，对照中文版把这部著作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发现了几十处翻译问题，都是译者的理解错误。他写了一张勘误表，托人带给“梁效”的女才子。他的做法是认真的，甚至是虔诚的，但更是幼稚的，“梁效”女才子才不会关心什么翻译问题，人家想的是如何利用这些现成的话语为“四人帮”服务。所以父亲费了几个月的功夫拿出的成果，大概是被丢进了字纸篓。他不仅劳而无功，还在教研室里挨了一通批。有人知道他给“梁效”挑刺，说他又是不知天高地厚，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你逞能，也不看看对象？

这件事让他对“梁效”没有好印象，觉得那些人气焰太盛。知道表哥周一良参加了“梁效”以后，他很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是搞政治，不是搞学术了，没意思。1973年，中共召开10大，周一良因为在“梁效”中的表现，当选党代会代表，而且是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位置之显赫，令人刮目。父亲看了报纸以后对母亲说，“一良现在地位变了，咱们以后不要高攀了。”父母和周一良夫妇几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正是所谓好亲戚常走动，但是从这时以后，他们多年没有再去看望过周一良。

但是父亲译校恩格斯著作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不知怎的，被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知道了。他们派人来找父亲，要那份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勘误表，但是时间已过了两三年，底稿早就没有了。于是父亲又重新做了一遍译校。当中央编译局的专家看到父亲的译校成果时，他们大吃一惊，想不到有这样的能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至少四门外语都要达到可以从事翻译的水准，而且还要有良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这样的人才，全国都难找。于是他们把父亲当成的宝贝，捉住不放，先是请他继续译校马恩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继而又让他译校《列宁全集》里的6卷。技术性差错不算，父亲提出的商榷性修改意见总共2000多条。后来中央编译局修订《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时，父亲的意见有很多被采纳。

从1977年到1980年，译校马恩列成了父亲的主要工作。他乐此不疲，找到了重回业务的感觉，这使他沉迷和陶醉，使他获得满足和享受。

70年代中期，父亲内心里有两件特别纠结的事情，和我有关。

我下乡以后，和那时的很多知青一样，是怀着改造农村的理想，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我忘记了自己的患病之身，完全和农民混成一片。庄稼院里的农活，我件件都干过；十八般武艺，我样样都学过。我从未要求受一点照顾，有一点特殊。但我的淋巴癌却奇迹般地痊愈了。那时我和几个知青一起搞科学实验，做“土化肥”“5406菌肥”，试图帮助生产队提高亩产，还给农民宣讲中央政策和文件、“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理论等等，这些都受到公社党委的重视，于是我被“提拔”起来，担任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并兼任生产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这在全公社的知青中，是独一无二的。

1971年，我在农村“看青”

父亲知道我的表现好，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入党了，便希望我能尽早入党。1973年，公社组织一批干部到大寨去参观，他们乘火车路过北京。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趁便到我父亲家里住了3天。父亲很当回事情，家里房子不够，还特地到学校里借了一间屋子给他住。利用这个机会，父亲和这位党委委员恳谈，就是和他探讨我入党的可能性。那党委委员说，“李昕的条件，早就够了，没问题，我做介绍人，回去就办。”

1974年我离开农村去上学以前，这位党委委员真的上下做工作，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亲自到生产大队主持党总支会议，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一切就绪，只等公社党委正式批准了。公社党委给清华发了外调函，清华方面寄来了工宣队给父亲历史问题所做的结论。党委发现，结论中有父亲“曾向国民党特务提供两个地下党员的地址”的说辞。党委书记认为这件事很大，不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因此不能草率批准我入党。他甚至觉得以这样的条件，推荐我上大学也不合适，只能让我上个中专。

不但党没有入成，而且原本期望上大学的我，被分配到一所中专，那是当时归属吉林省的哲理木盟师范学校。在学校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追求思想进步，努力向党靠拢。同班60个同学，有38个是党员，而我这个非党员却是班里乃至全校2000名同学中最受重视的学生。我当了校团委委员，负责宣传，是学生刊物的主编。因为表现突出，口才又好，两年中学校的各种活动，只要有学生代表上台讲话，那人一定是我，可谓风头出尽。1976年毕业时，党支部又一次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到党委讨论时，阻力又来了。还是因为档案里的这一条结论，引起争论，最终未批准。

学校党委书记姓陶，是个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一向对我很欣赏，很爱护。这一次他也觉得为难，需要给我一个交代。他特地把我请到家里，语重心长地和我谈话。他问我，“你父亲曾经向特务告密，出卖了两个地下党员，那两个人是死是活呀？”我答不上来。他便说，即使那两个地下党员后来没事，你父亲的告密行为也是“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如果他们被杀害，那你父亲就有反革命罪呀。他最后总结说：“这一条不搞清楚，你入党很困难。当然，我们也要区别对待。有一种人，他们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是永远注定不能入党的，你还不属于这种人。我们认为你要入党，必须经过组织的长期考验。”

这番话让我非常泄气。我写信告诉了父亲，他没有回信，但他心中的难过可想而知。

另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上了中专。原本我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报过喜，告诉他们公社推荐我上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父母知道后极其兴奋。后来是公社党委书记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以后，才发现这种安排不妥，又专程追到县招生办，把我换到了哲理木盟师范学校。父亲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件事居然和他的历史问题有关，他只是觉得期望落空，心里窝囊。

教研室开会，父亲再次暴露“活思想”。他是直性子，心里有话总是不吐不快。他讲了他的儿子在农村表现那么好，却没有上成大学，只上了中专，感叹命运不公平。谁知这一下又惹来麻烦。几个“左派”教师当场发难，说现在是工农兵上大学，大学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的。你的儿子凭什么要上大学？你的儿子也配上大学吗？父亲顿时被打懵了。他心里想，不是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吗？何况，我的成分也没有坏到“阶级敌人”的程度呀，怎么我的儿子就不配上大学呢？他受了一肚子气，却撒不出来，只能憋着。因为，他们不敢和常有理的“左派”们辩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头三年，他一直忙着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校《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到了1980年，学校要改选外语教研室主任，父亲被提名，显然是有给他恢复名誉的意思。他没有当过右派，谈不上“改正”，也不需要重新做政治结论。能够“官复原职”，也算是一种“平反”。

在差额选举的情况下，父亲受到绝大多数教师员工的拥护，他得到了80%的选票，当选教研室主任。3年之后，清华决定恢复外语系，希望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出来主持工作。又是差额选举，他居然得到了90%的选票。

1980年，学校又恢复了职称评级。父亲已经多年没有再搞翻译，十几年来学术成果也很少，只是编了几本英语教材和词典而已。这时恰好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给清华大学党委来信，对父亲译校《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工作大加称赞，表示谢意。这封信被人在学术委员会上宣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给教师们提级提职称，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高教四级教授晋升三级教授，那是一道门槛。一二三级教授，全国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人，大约可以被称之为一流教授了。清华里面的四级教授等待升入三级的大约有七八人，个个都有学术影响力，是国内自然科学领域各个学科的佼佼者。其中有的早年留学期间，在美国拿过两个博士。但是最后，学术委员会决定，把唯一的三级教授指标给了父亲。这算是兑现了1956年给予他的承诺。

父亲做系主任时已经69岁。他为重建这个曾经名震天下的外语系终日操劳。他唯才是用，不计较个人恩怨，许多过去二十几年中整过他、批过他、伤害过他、侮辱过他的教师，他一视同仁。有些人向他道歉，他尽释前嫌；有些人不肯道歉，他也并不介意。这样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为人厚道，都赞赏他正直、正派。

1982年，父亲担任了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会的首任理事长。他以研究会的名义，同时创办了两个刊物，一是《大学英语》，二是《英语教学与研究》，并亲自担任主编。这两个主编，他一直担任到2004年他年满90岁时为止。

当时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对他格外器重，北京地区设立外语专业职称评定委员会，他作为评审委员跨两个组，既在王佐良当组长的英语组里负责人事，又担任俄语组的组长。但是他性格耿直，好提不同意见，有时也不讨人喜欢。

那时教育部出台了一个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其中规定大学公共英语的教学目标，有一条是要求学生的阅读能力达到每分钟速读50个单词。父亲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或许有几个特别拔尖的学生能够达到，但是作为普遍的要求，这是一个超高的指标，就像是大跃进时报高产量一样。他认为，只有精读才能提高理解能力，他自己学了多门外语，用的都是这个办法。速读只能诱导学生去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读了可能没有真正读懂，甚至造成误解。所以他不仅多次到教育部去反映自己的意见，而且在大学英语研究会上公开反对教学大纲中的这些规定。

当时还没有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是正是为了配合这个大纲，几年后出现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模式。这种考试，就是以速读为基础考核学生。父亲曾对我说，这么考，不仅考不出真实水平来，而且误人子弟。大家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学不到真本事。“六级或许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水平；四级通过了，其实是根本没有水平。”后来清华有很多教授反对四六级考试，认为这个考试违反了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造成学生考试过关了，英文文献却读不懂，英文写作错误百出。他们说这个考试完全是个花架子，应予废除。争论多年后，1996年，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在清华率先取消了四六级考试。其实，这一系列动作的始作俑者，就是父亲。

但是，父亲在当时对于英语教学大纲提出的意见无人爱听，更无人重视。一年以后，他被免去了大学英语研究会的理事长，理由是，“年龄太大了”。背后真正的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

但父亲也不在乎。他有的是事情可做。这一时期，他彻底回到英语上来，主编了多种英语教材。加在一起，大大小小有20多本。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英语教程》6册，发行量超过百万。

《新英语教程》

他的责任感极强，让他主编，他就要亲自动手，亲自审稿，每一页都看过，才能放心。2004年，他90岁时，因为体力不支，他实在不能每一页稿子都亲自过目了，决定不再担任两个杂志的主编。但是编辑部还想继续挂他的名字，他没有同意。

他不好名，在名分问题上，该是他的，他当仁不让；不该是他的，他绝不奢求。他特别反感拉大旗作虎皮的事情。有两个小例子可以说明他的个性。

有一次父亲主编了一套英语教材，系里有人和他商量，要加上一个审校人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后面。那是一个外国人，他并不认识。他问，此公何许人也？回答说那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专家，只有20多岁。他觉得似乎是受了侮辱，说我主编的著作，凭什么让他来审校？系党总支书记连忙跑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说是为了提高销路。读者看到有外国人的名字，书就好卖得多。此事被父亲严词拒绝。

还有一个较年轻的教授与他关系甚好。此人也主编了一套英语教材，没有和父亲商量，就署名他本人主编，父亲主审。书出版了，主编送来样书，父亲一看十分生气，说我没有审稿，怎么能署我的名字？特别是看到在封底主审人介绍一栏里面，说父亲是“英语、俄语泰斗”。父亲对那个主编说，“我怎么能够得上泰斗？泰斗是泰山北斗呀。王佐良、许国璋尚且不能这样称呼，你们这样称呼我，不是要闹笑话吗？”他要求那位主编在这套书重印时将自己的名字去掉。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与其说是在业务上重新焕发了青春，不如说是在政治上扬眉吐气。

1978年，我参加高考，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父亲得知消息，欣喜若狂。他立即骑上自行车，到五道口百货商场，花了150元，为我买了一块瑞士百浪多手表作为礼物。他很感叹地对我说，“你为我争了气呀！”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我知道，这句话释放了他多年的压抑。

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学校第三次讨论发展我入党。这一次，他们专门派人到清华大学外调。清华方面接待的同志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他在军调部期间“提供两个地下党员的地址”的来龙去脉，武大党组织明白了真相，立即批准我入党。事后，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林豪生对我说，“你的档案里面，原先有关你父亲的外调材料里有一些不实之辞，我已经把这些材料抽出来，一把火烧掉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他，那些对于父亲的无端指控将会伴随我一生。

我一入党，我家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就立刻变得简单了。我大姐李维琪从小就是拔尖的人物，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以后，表现出色，成绩突出，老早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可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批准她入党。现在我入党了，她的入党问题也迎刃而解。

紧接着，我二姐李维文在北京郊区的一间酒厂里也入了党。后来她还做了酒厂的党支部书记。

其实，入党对于我们姐弟三人来说，就像我上大学一样，与其说是为了争一个什么好前途，不如说是要争一口气，为我们自己，也为父亲。这实际是在争取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看到我们都入了党，父亲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他想到了自己也该重新提出入党要求了。

那是1986年，他又正式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申请书是用思想汇报的形式来写的，也算是向党交心。

1984年父母游览中南海

在这之前，有一个久违的老朋友来找过他，这就是1958年因为给父亲做辩护而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的李宗福。李宗福说，80年代初，他到北京市委查阅过50年代政治运动的档案资料，发现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向市委上报的“反右运动”材料里，涉及父亲，引用的言论是父亲说：“把党委书记吊在树上，不算反革命事件。”父亲听了大吃一惊，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完全是捏造。他相信这一定是当时主持清华党委工作的那位第一副书记干的好事。他想起后来北京市委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文件里，提到我们的大学里有人扬言要把党委书记吊在树上，还以为是别人说的话，与己无关呢。谁知竟然指的就是自己当初那番“沧海一粟”的言论。

父亲很气愤，他想要申诉。此时写入党申请书，自然不能不提这件事。他把申请书写好后，让我帮他看一遍。我觉得他太软，太面，太客气，很多话没有说清楚，于是在他的稿子上大改，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词语。比如我提到，起初党支部拿“蒋校长上树”出来讨论，就是设陷阱，引蛇出洞；校党委当时是以对于蒋校长个人的忠诚度作为取舍干部的标准，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校党委事后向北京市委汇报，又是无事生非，捏造事实，谎报军情，目的在于整人；后来采取的一系列组织处理措施也都是完全错误的。父亲看了我的改稿，也觉得很过瘾，把他的心里话说透了。他对我说，你真不愧是学中文的，真不愧是当编辑的。于是他誊清了稿子，把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接着，一连很多天，父亲都在焦急地等待组织上找他谈话。一个多月以后，系党总支书记找他，说是要谈谈。他以为是谈他入党的事，兴冲冲地去了。回来时脸色不大好看。他告诉我，原来是组织上向他宣布，让他退休。理由当然还是年龄原因，他已经72岁了，还不该退休吗？

我对父亲说了一句抱歉。我知道显然是我激烈的言辞，把党委那班人刺激了。虽然今天的党委已经不是过去党委的同一批人，但组织却是一脉相承的。谁都不愿你提及过去，揭陈年的疮疤。组织是一贯正确的，永远不需要忏悔。

此时父亲觉得，此生入党无望了。

谁知事情后来又发生戏剧性变化。

1992年，退休6年之后，他已经78岁。这时可能是因为大学里的思想教育工作陷入了低谷，清华大学校系两级党组织迫切需要树立一个一生追求马列主义不动摇的老教师典型，他们灵机一动想到了父亲。这次是党组织主动来请他入党。他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父亲的晚年，每天依旧坐在办公桌前，编杂志、读书。他读的最后一套外文书，是俄文版的《列宁全集》。大约是在本世纪初，他用了5年时间，把这部40卷的巨著重读了一遍。这是他第二次通读《列宁全集》，第一次是在70年代，“文革”后期。我想，中国有那么多自认为是马列主义者的干部和理论家，恐怕没有几人能够像他这样阅读原著的。

1991年，母亲去世前的“金婚”纪念

闲暇时间，他也会见老朋友。到家里来的，有些是清华的老教授，更多的是外语教研室的旧同事，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共忆往昔，同发感慨。到了后来，老人们也都走不动了，家里客人渐少，更有一些老友陆续离世。他常想起表兄周一良借用杜甫诗中的“访旧半为鬼”来向他抒发身世之感，自己也常感寂寞。

父亲和周一良的联系早已恢复。粉碎“四人帮”，周一良因“梁效”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两三年。审查一结束，父亲就去看望他。父亲觉得这位表兄此时很需要朋友的温暖。他们经常相互串门走动，有时出门不便，就通个电话。周一良写回忆录《钻石婚杂忆》《郊叟曝言》时，有些早年往事记不清了，就打电话来问。父亲记性好，便帮助他回忆当初。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出版，送来给父亲。父亲看过对我说，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书生还是别掺和政治的好。他理解周一良经受的精神痛苦和反思，他们不仅是亲戚，毕竟有着80多年的交谊。

2001年10月，周一良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在西直门外无名居摆了十几桌宴席，请周家三代的100多位亲属会餐。那天父亲也在被邀请之列。周一良没有和大家一起吃饭，他只在饭后来到大家中间，坐了20分钟。因为在座的客人，只有父亲和他是同辈，所以他始终和父亲坐在一起，而且一直和父亲手拉着手。他们谈话不多，父亲未必有意识，但是周一良肯定是把这作为最后的抉别。一周之后，周一良离开了人世。父亲赶到八宝山去参加了遗体告别。

父亲与周一良

2005年以后，父亲不大看外文书了，我便找一些中文书给他看，书的内容，都是他关心的题材。有的写他熟悉的人物，有的是他熟人的作品。

杨绛先生曾经在清华与父亲同事，我把《干校六记》《我们仨》和《杂忆与杂写》给他看，他感叹说，杨绛的文笔真好，如果我有这样的文笔，我也有很多故事可写。于是我让他先写一些回忆录，把资料留下来。我对他说，你的故事，我将来会写。他似乎得到一些安慰。

他和杨绛先生自从1952年清华院系调整之后没再见过面。因为杨先生也对我多次说过，她和父亲过去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还说一见到我就想起我父亲。于是我很想安排两位老人做一次重逢。但是后来考虑到两人听力都有障碍，见面也只能笔谈，交流非常困难，遂作罢。

何兆武先生到清华较晚，父亲并不认识他，但他的《上学记》里写了很多清华的人物，包括吴晗。父亲看了说，写历史就得这样写。过去我们把一些人物，要么美化了，要么丑化了，可信的不多。

韦君宜先生是父亲南开中学的同学，我请父亲读她的《思痛录》。父亲十分佩服韦君宜的勇气，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直面自己的内心。他发议论说，清华党委中的一些人，缺少的就是韦君宜的勇气，当然更缺少的是她的诚恳。

大约在2007年以后，《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一些研究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大意是讲列宁批判过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理论，在北欧却实践成功了。该杂志还发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我把这些杂志都找来给父亲看。我觉得他读了一辈子马列，一定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很关心。父亲逐篇都仔细读了。但是他没有发表评论，我问他有什么看法，他也不讲。我想他内心的感受会非常复杂和矛盾。我最终没能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遗憾。

那位清华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后去了甘肃，先做兰州大学校长，后来做了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他也写了一本回忆录，题为《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我买下这本书给父亲，但是他拒绝阅读。他说此人不懂得忏悔，写文章也会文过饰非。

我想父亲是有理由这样说的。这位党委前负责人在“文革”后期被“三结合”进清华领导班子。1975年，他因为反对江青派到清华的迟群和谢静宜，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结果被毛泽东认为“矛头是对着我的”，于是他和邓小平一起“第二次被打倒”。这件事为此人赢得了不少社会同情，在人们眼中，他也算是反对极左思潮的英雄。其实外人不知，“文革”以前清华的一些整人运动，特别是“反右”，就是他主持的。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他给任何人道歉。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周扬。周扬“文革”后复出，是有过深刻反思的。他公开在作家协会的大会上为自己过去整人的过失道歉，如此尚不能得到一些深受伤害的作家谅解。而像这位清华党委前负责人，不能获得原谅是必然的。

为此，父亲曾经找过清华校党委，郑重要求这位党委前负责人对当年向北京市委汇报他的“右派言论”时弄虚作假、伪造材料向他道歉。但是党委希望他息事宁人，说，现在时过境迁了，那位党委前负责人也不在清华了，而你都已经入了党，这事情就算了吧。

2008年12月，父亲94岁生日时与我合影

父亲去世以前，一直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

那是关于他的“档案袋子”。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档案里有两个材料，是应该做出处理的。一是1958年他因为“右派言论”挨整，但后来又因为未戴右派帽子而没有给他“改正”的机会；二是工宣队给他做过一个可以随意解释并且贻害无穷的“历史问题”结论。他找到清华党委组织部，要求重新对他1958年的问题做一个平反，并且销毁1969年工宣队关于他“历史问题”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原本就是建立在他的自述材料上的曲解。党委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劝他，这一点小事别太在意了。现在已经不搞政治运动，谁也不会再看这些材料了。但他犯了倔脾气，质问对方：你们是想再来运动的时候还用这些材料来整我，或者是想利用这些材料来整别人？人家见他是个90多岁的老教授，也不和他争论，但是他的要求，人家也没有理睬。

200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站在屋里好好的，忽然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患了脑血栓。病情很轻微，身体行动没受多大影响，但是记忆力开始渐渐丧失。

2010年春节，家人到医院探望父亲

刚一患病，有不少人来探望，老朋友、新同事都到医院慰问，川流不息。但是时间长了，看望的人渐渐减少。毕竟和他感情深厚的老朋友们，大多也是80以上的高龄，来一趟也不容易。而现在外语系的领导和教师，认识他的已经没有几人。他们闻讯来看望一次，不过是礼节性的安排。

他的大脑越来越不好用。说话越来越少。我二姐陪他住在清华，我自己住南城，平时上班，我只有周末才能去看望他。每次去，我都发现他的语言功能和记忆功能在减退。但我去了，他有时会忽然说出一段话，讲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不知他为什么会在这时提起，完全找不出逻辑。

患病两年之后，有一次他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住院，我去看他，他斜靠在病床上，对我说，“昨天，有三个记者来采访我，说是要写我的传记。他们向我核对我的人生经历，谈到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对他们说，我没有‘历史问题’，我没有‘历史问题’呀！”

我知道，这是他的幻觉。昨天根本没有记者来过。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觉呢？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和辛酸。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过父亲整段整段的讲话。他的语言，变成破碎的，先是一句句的，再是几个字，最后只是一两个字。

2012年10月19日晚上，父亲因心肺功能衰竭去世，享年98岁。当天下午我去探视过他，刚回家，医院就报病危，我晚上9点赶回医院时，他已经咽气。大姐、二姐都在场，但处理后事，有必要通知清华外语系。我们费了很多周折，才打通了外语系主任的电话。11点钟，系主任带着一个老教师来了。我们便一起商量，当时我觉得，后事可以从简，因为今天外语系的老师学生，基本都不认识他，甚至都不知道他。他毕竟太老了，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人们不需要记得他。所以现在连清华外语系的网站上，都没有一点关于他的介绍信息。我对外语系主任说，丧事我们家自己搞，就不惊动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了。但系主任说不行，李先生是有影响的老教授，一定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家人只能从命。

正巧这时，澳门大学邀请我去访学一周。我把行程压缩到四天，快去快回，一周后举行遗体告别式。在澳门工作之余，我打电话回来，问仪式准备得如何？二姐告诉我，差不多了。我问都有什么人送花圈？她说就是外文系的一些人，因为系里说，这个仪式系里自己办，就不知会学校了。我觉得不对劲，他们不是说李先生是有影响的老教授吗？难道他的影响仅仅限于清华外语系？

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清华的一位副校长。于是我给这位副校长拨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副校长连连说，“我们不知道，真不知道呀。马上安排。”

在副校长的关照下，遗体告别式上，我见到了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清华大学前校长张孝文和几位清华新老副校长敬献的花圈。总算是为父亲略备哀荣。

就这样，父亲走了，去天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了。

作者注：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父亲写下的《清华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动摇的八年》两篇回忆录，清华大学图书馆整理的《李相崇教授口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李准年谱》，以及我与父亲多次谈话时我所做的笔录。

2015.1.1-1.8 初稿

2015.1.28 定稿

李昕专列

我在“文革”中的抗癌史

我的红卫兵梦，

提心吊胆的"冒牌"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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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当代》2015年第3期